省社科联研究员 韦启光

政德即从政之德，即人们通常说的“官德”，它是从政者政治品质、道德品行、思想作风等的综合反映。社会道德则是一定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道德观念、善恶标准、道德行为模式和道德心理习惯的综合表现。政德育社会道德，二者互联互通、相辅相成，但政德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德影响着社会道德的走向，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同志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将政德。政德式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一、政德代表社会的主流道德

领导者是公众人物，手中掌握着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既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群众意识的体现者和协调者，也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者。领导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得民众不仅希望他们能执政为民，造福社会，还赋予他们以道德上的高度期待。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掌权者善良有德性，老百姓就会善良有德性。掌权者的道德是风，老百姓的道德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也有古语说：“吏者，师也。”“上者，民之表也。”官员的道德代表了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他们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他们是民众的老师，道德的表率，民众从他们的道德言论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准则和要求，从他们的道德行为中判断善恶是非，认识社会所推崇和认可的道德规范。政德隆则民德昌，领导者道德高尚，能用明德引领风尚，社会的良知就会得到张扬，社会道德风尚就会向好；政德毁则民德降，领导者不能以其应有的政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就会有如孟子所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民众的道德水准就会下降，社会道德风尚就会变坏。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至关重要意义，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县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历史内涵。

二、领导者制定的制度对道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

法律、政策和规章等制度，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马克思说：“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这就是说，道德是根源于表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利益之中的，道德终究要依附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政策、规章等制度来体现的，制度是通过确立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整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权威性行为准则。因此，一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与这个社会的法律、政策、规章等制度所安排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秩序是相统一的，即是与它的制度规则相统一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真正确立，道德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公正解决为前提，要有公正的制度作为保障。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这就是说，制度是包括道德要求的公正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公正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制度公正，制度就体现了道德的本质要求，因而制度是道德的，在这种制度下不仅道德的实现有了合理的利益基础，而且制度也会对道德的实现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有效的规范作用，于是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就会形成；反之，制度不公正、不道德，社会道德的实现就失去了利益基础，制度对道德的示范和规范作用将是消极的、负面的，于是社会道德失范、道德滑坡就不可避免。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宣部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道德建设要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各项公共政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都要充分体现道德要求，符合人们道德期待，实现政策目标和道德导向的有机统一。科学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改革举措，在涉及就业、就学、住房、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上，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体现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领导者是法律、政策和规章等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他们道德高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制定和执行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现道德的精神和伦理的价值，为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提供制度保障；领导者道德堕落，以权谋私，他们制定和推行的制度就会成为剥夺广大民众、维护少数权贵利益的工具，在这种不公正、不道德制度的引领和规范下，社会道德沦丧，世风衰微必然不可避免。

三、权力任性是道德问题的根源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风气存在的不良倾向、社会规范失守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诚信缺失、潜规则盛行和社会心态趋于暴力化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有诸多原因，但主要与部分官员的政德缺失密切相关。诚信，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和提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但在当下，诚信缺少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假贩假猖獗，假冒伪劣盛行，信用欺诈等防不胜防，说假话、假证件、假发票、假彩票、假文凭等屡见不鲜，偷逃税款、骗取保险、虚假新闻广告、假球黑哨、假医假药等层出不穷，学术造假、肆意抄袭、剽窃、盗版他人作品等司空见惯。造成当前社会诚信严重缺失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代表社会主流的价值引导出了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或政策多变，朝令夕改，不守承诺，拖欠债务，新官不理旧事；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掺水数字，造假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或双面人格，言行不一，台上说的冠冕堂皇，背地里男盗女娼；或伪造学历、造假档案，欺骗组织，等等。至2016年，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系统中，被纳入失信“黑名单”的官员失信案件超过1100件。为此，当年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特别强调，要加大对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将危害群众利益、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等政务失信行为作为治理重点。政府和官员的失信行为，给社会传递了错误的价值理念，对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起着主导和引领作用。

当下潜规则盛行，实际上已经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重要规矩。人们不管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通过权力、金钱和不正当方法来摆平，而不是依法、依规办事，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例如，在经商领域，货不怕假，回扣则灵；在演艺领域，貌不在美，敢脱则名；在体育领域，球不在技，黑哨则赢；在医疗领域，医不在精，够黑就成；在生活、就业等领域，事不在大，送礼则成。如此等等，人们都不同程度陷入“关系学”的误区和“关系网”的怪圈之中，依靠关系、利益、金钱甚至美色办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重要规则，于是投机取巧、吃仨混俩、偷工减料、蒙混过关、歪门邪道等成为“正常”现象。作为治国理政的官员，领导干部应该是法律、政策和规章等社会运行规则的忠实捍卫者、执行人，但一些官员却凭着掌握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或滥用权力，法为私器，胡作非为；或官商勾结，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或任人为亲，任人唯帮，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或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侵吞国家资产，等等。2014年11月《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官员通过潜规则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运行规则，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其恶劣影响广泛而深远，成为社会潜规则盛行的主导因素。

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有趋于暴力化的倾向，人们心理状态“变狠”，社会暴戾之气增多。人们之间为些小事辱骂动粗，拳脚相加的是屡见不鲜；因日常纠纷而上升到约架、砸场、群殴等群体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校园暴力、医闹现象愈演愈烈，暴力逼债、暴力维权事件司空见惯，企业老板对员工使用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黑社会势力在基层沉渣泛起，极端化的“社会泄愤事件”、反社会行为频繁出现。法治是消除社会暴力化最重要的工具，执掌公权力的行政、执法部门和官员守法、崇法是社会实现法治的关键，但一些权力和执法部门的官员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甚至于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和司法腐败，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他们或我行我素，独断独行，滥用权力，强行摊派；或官商勾结，鱼肉百姓，暴力拆迁；或非法殴打、拘捕上仿人员，暴力执法、伤害商贩；公权掩护下的暴力化的标准口号层见迭出，如关于计划生育的有：“该扎不扎，关人作押。该流不流，拆房牵牛！”禁烧秸秆的有：“田里一把火，烧进拘留所”，“点火之时，就是坐牢之日”等；一些官员甚至于黑恶势力相勾结，欺压群众，危害一方；官场中为争夺权力雇凶杀人、为自保前程灭情妇杀“二奶”、为泄愤杀害举报人等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社会心态暴力化根源于法治的缺失，当行政和司法腐败，法律、规则失效，权力部门和官员的暴力化倾向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时，失去了法制保护的民众心态“变狠”，暴戾之气增多，社会趋于暴力化也就不可避免。

政德败坏的官员虽是少数，但一粒耗子屎搞坏一锅汤，其恶劣影响广泛而深远，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同这些官员政德缺失、道德败坏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当权力和财富随意率性、“恣意妄言、纵情行事”的时候，权力和财富的任性就成为道德问题的根源。当下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的任性，权力的滥用。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就要健全制约权力的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形成良好的政德官风，以“化育民德”，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向好。为官之道在于恤民，在于气正，尊道贵德，领导干部要加强自律，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高远志向、高尚情操、优良的政德官风引领社会风尚，推进社会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