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利益多样化的压力面前，大学学术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逐渐偏离了“求真”与“求善”的原点和终极目的。突出表现为“功利性”学术的抬头、“工具性”学术的异端强化和“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的产生等，这些异化现象表面上看是学术界自身问题的显露，但其所折射出的却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交织。要抑制这种异化并促使其理性回归，不仅需要学界的自觉与自律，更需要政府的自省与自束；既要变革大学的治理模式，又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关键词：大学学术；功利性；工具性；学术异化；理性回归
 
一
   学术缘起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其探索的结果即是学术主体所形成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同时这些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又反过来造福于学术主体及人类本身。由于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无限性，决定了学术主体的学术和实践活动的无限性这一特征。于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继承便是学术得以延续和深入的必然选择。美国高等教育理论家欧内斯特·博耶提出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四种学术形式，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1]大学学术即突出地表现为这四种形式，也就是说，大学学术即是对客观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探索，是对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提炼、抽象与概括，是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及传授。因此，大学学术的原本价值则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知识与理论的价值，其价值取向要求客观地反映真实的世界，即是“求真”的价值取向；二是实践的价值，要求给人类带来福音而不是灾难，这是“求善”的价值取向。
  “异化”本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生物界的异化作用就是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自身的组成物质发生分解，同时放出能量的过程，这种能量有些是有益的，有些也可能是有害的。哲学上所说的“异化”，则是指把自身的素质和力量转化为与自身对立、支配自身的东西。[2]大学学术的异化，即是学术主体的学术活动逐渐脱离学术原有的形式与价值，甚至于走向原有形式与价值的反面，并且不断地释放出负能量，从而导致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理念与价值取向上的逐步分解与离析。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我国现实大学的学术正在走向原有形式与价值的反面，在学术理念与学术价值上正发生着严重的扭曲与变态。
   学术在原点上就是从“实然”出发的，所以它首先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的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由于客观事物复杂与多变的性质，难免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和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揭示和消除这种假象，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所以要通过学术活动和学术争辩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与批判。[3]“求真”的学术文化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也是大学形成、发展和存在的内在根据。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和本质属性来说，“求真”这一特殊的学术文化是大学长期的历史演进、积淀而形成的产物，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及弥散性的特点。古往今来，大学都强调学术的崇高和价值，强调对知识的追求与真理的崇尚。现代大学更是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所有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主体都要为探索真理而服务，因为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教师和学生精神上的基本要求。大学学术始终承载着求真、批判、预测和启蒙的责任，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性活动，“学术性”经过大学文化数百年历史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已成为大学的文化之魂。
   学术也一向从“应然”出发，它又是一个“求善”的过程，是人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为价值判断的前提，去追求学术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对于人和人类的积极意义，去谋取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同样由于客观事物复杂与多变的性质，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与多样化也就成为必然，此时如果思想、观点与理论一旦出现了偏误或是人为的扭曲，“求善”的愿望也难免误入歧途。现代科学技术文明成果无论用于所谓“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暴力、威慑与欺骗等活动，应当说都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负效应，也是学术的“求善”愿望被迫误入它途的写照。大学是理性的学术殿堂，如果说学术的价值在于追求学术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对于人和人类的积极意义，那么就可以说“求真”是大学学术的前提和手段，“求善”才是目的和结果。之于教学的学术而言，即所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善人）”，这即是老一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教育的理解。这就要求大学必须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真实社会，面对一双双纯真的眼神和一颗颗善良的心灵，以“求真”和“求善”的愿望去塑造真、善、 美的灵魂。所以，大学学术的使命也应当是在探索与捍卫真理的基础上来保持或唤醒人类的良知。

   然而，在经济市场化、利益多样化的压力面前，大学学术正受到严峻的挑战，逐渐偏离了“求真”与“求善”的原点和终极目的。就当下而论，“功利主义学术的抬头”、“工具性学术的异端强化”和“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的产生”，即是大学学术背离“求真”、“求善”轨道的具体体现，是大学学术异化的突出表现。
 
二
   功利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之命名，并由他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将其系统化，使之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学术形态和理论体系。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经验论或感觉论，它从人的经验体会和肉体感受出发，认为“趋乐避苦”就是人的天性，追求功利也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是真实的，而社会利益则是虚构的，人和人类要最大限度地去追求个人利益或自身利益。其实，对于功利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我们不能一概予以否认，就像对待科学与科学主义一样，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在过度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驱使下，人们一般只顾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如果在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泛滥，以至于置科学、伦理、正义、责任于不顾，那么大学就难以规避短视与浮躁，面临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大学功利主义学术在当前最突出的表现：一是盲目追随政策的风向，学术则游离于自身心力所及的范围之外。受眼前利益的蒙蔽，一些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项政策往往左右着一批大学学者的研究活动，为了引起关注、获得认可，不论其是否属于自身心力所及的领域或范围，不论其是否有能力担当，都一味地盲目跟风，追求所谓的热点问题、战略问题，这种趋之若鹜的行为结果，不仅导致了宝贵的智力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甚至浪费，更可惜的是导致了部分大学学者一个接一个地沦为政策的解释者。二是受晋升、评审、考核指标的驱使，盲目追求成果的级别与数量。大学学者为了迎合那些千奇百怪的晋升、评审、考核指标，千军万马追逐项目、论文、奖励与经费的级别、档次与数量，似乎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多出、快出所谓的成果。如此，一方面导致了一些基础性问题、难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敏感问题少有人问津；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劳动或无效劳动。三是片面强调经济贡献与社会效益。在政府经济与就业指标的牵引下，经济贡献和社会效益也被盲目地纳入大学学术的考核内容，致使理性的学术被一些经济和就业指标所绑架。其实，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大学学术并不排斥以应用为目的研究，考虑学术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无可厚非，但是大学追求的是自由的学术探索，追寻的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大学学术绝不能简单地用一些机械、刻板的指标来衡量，绝不能被外来力量所绑架。因此，建立大学组织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有效沟通方式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