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学院教授 刘宗棠

一、中国道德建设的起起伏伏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人们所崇尚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中，居首位的是“立德”。

当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也有“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时代，也有传统的道德受到巨大冲击、巨大挫折、巨大毁伤的时期。

不过，当社会和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走向繁荣昌盛，走向越来越美好的时候，总会更加重视道德建设，更加积极推行高尚道德的倡导、教化、示范和引领，广大社会成员也都会更加努力地树立崇高的道德观念并且切实地在自己的言行中体现这些高尚的道德观念。

从鸦片战争失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百多年间，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一再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损毁。其中特别严重的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反对国粹和旧文化”……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出了“非孝论”的意见。更严重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批林批孔”等等。这些都给予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生活方式极大的冲击和破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给社会的发展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例如，能够促进人们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能够激发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等等；但是，它也有很多消极作用，例如，它也使得一些人唯利是图，崇尚拜金主义，甚至制假售假，不择手段地追求致富，损害国家、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多次提到既要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也要注意建设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且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还明确提出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二十个字的基本道德规范。

这些，都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多次讲到有关道德建设的问题，例如，“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还提出“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后来，十九大报告中又专门有一段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指出：“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最近，201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起草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讲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

的确，中国的道德建设，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一两百年来不时处于起起伏伏的强烈震荡中。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道德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极好的时期。

二、习近平对“大学之道”的阐释和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道德建设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论述，他特别重视传承中华传统美德，重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他在讲到我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时，曾多次引用并阐述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主要论点。例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归依，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现在我们应该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习近平指出，这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它“传承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

说到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提出“四要”，即“要勤学、要修德、要明辨、要笃实。”

说到“要修德”，习近平指出，要“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还说：“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事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更具体地说：“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讲得非常切实。

后来，2018年5月，习近平再次来到北京大学，祝贺五四青年节和北大建校120周年校庆，在讲到“坚持办学正确方向”时，又再次引用了《礼记·大学》开头的这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且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习近平还紧密联系现实，谈古论今地说道：“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这些论述生动而具体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要求，对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结合新时代的实际情况和新的要求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三、从“修齐”到“治平”、从“内圣”到“外王”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更有能力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这也给中国“大学之道”中的崇高理想，从“修齐”到“治平”，从“内圣”到“外王”拓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明确地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接着，在上合组织峰会、中阿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第70届联合国大会、二十集团峰会、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一直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在一系列多边或双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一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同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价值观。

前不久，2019年6月，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的致辞，指出：“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联，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提出：“中国愿继续同各方携手努力，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人民命运共同体担当，提倡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共同促进地球村持久和平安宁，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显然，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积极地致力于“造福全人类、惠及全世界”，体现了中国“大学之道”的从“修齐”到“治平”，从“内圣”到“外王”，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了优秀的中国文化和道德的精髓，一定能够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惠及全世界”。

附录：《礼记·大学》简介

《礼记·大学》是我国古代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重要著作，唐宋以后，被推崇为“经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四书”之一。

“大学”指的是“大人（君子、大丈夫）之学”，系统讲述了“修齐治平”之道，也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大学问。

《大学》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明明德”，就是指发扬光明的道德，这是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方法，也就是属于“明德”的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功用，也就是属于“亲民”的事。“修身”达到“最完美的程度”，就是“至善”。

宋代的大儒“二程”（程颢、程颐）非常重视德育，他们主张德育的宗旨在于学为“圣人”。而“圣人”就是具有伟大的抱负，关心国家民族忧患，具有完美的道德品质的理想人物，例如孔子。在德育的内容上二程主张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他们特别推崇《大学》，把《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者进德修业的必修科目。

宋代的另一位大儒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发挥“气质之性”中的“善性”、“明明德”。他说：“今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

明代的大儒王阳明讲到《大学》和“明明德”时说，“姑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域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还说“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以“致良知”为其结论。其实“明明德”就是“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