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委宣传部 卜茂生

“明德”一语出自《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人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中庸》和称四书。《大学》首章开宗名义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是指本人首先要彰显自身的美好德行，并进而去光明整个社会。前一个“明”字是动词，后一个“明”字是形容词。其次是要“亲民”，大的方面是指要亲近治下道德民众，小的方面是指要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为官还是为民，都要有为老百姓着想，关心社会的心，最后是“止于至善”，即要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而不动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句话被称为《大学》的政治三纲领，是儒家教育每个儒者应该具备的人生终极目的。

今天我们重提“明德”，不仅是重温古代经典，而是要借用“明德”这个古训，引领当今社会风尚，提高全体国民特别是社会精英、人民公仆的道德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习近平同志在今年3月4日看望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用明德引领社会风尚。”“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爱，自珍自爱，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习近平同志又于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时对青年朋友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直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的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习近平总书记以拳拳之心，殷殷之语寄语青年一代、社会各界精英，这亦是对人民公仆和全体国民寄予的厚望。认真学习和践行总书记上述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在伦理道德文化建设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传统伦理道德要择其善者而用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儒家思想或称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认为，其精华之一是求是，讲求实际，“实事求是”（源出班固《汉书·河献王刘德传》），不尚虚夸。之二是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建功立业，立德、立言、立功，奉献社会。之三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提倡忠恕之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是注重学习和修身。孔子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仅要学习知识，更要学习做人的道理。对于道德修为，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总结他自己修身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学》在提出前述政治三纲领时，还提出了八条要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为了保障“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的实现。以上只是略举其要而已。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儒家文化也有糟粕。突出之点就是三常五纲，维护君权至上，封建等级制度。汉代董仲舒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代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等，可谓把糟粕发展到了极致。儒家虽然讲仁政，也讲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但历代统治者从未认真实行过，更谈不上给人民大众应有权利和人身保障。为了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用明德引领社会风尚的讲话精神，建议从古代经典中摘编有关章节成书，供大家学习参考。

对传统伦理道德遭遇“文革”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应积极引导，以正本清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我们又迎来了德先生，赛先生（科学民主）。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需要。因为当时精英们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至到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我个人和当时的青年一代，在接受党的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可以干，养成了崇尚实际、积极进取、不尚虚夸的人格。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基本中断。“文革”初期的所谓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以后的批孔、批儒评法等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至今远未消除。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在不干扰大局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方式，加大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宣传教育。比如由媒体开辟《明德》讲座或论坛，组织若干专题，读古论今，深入浅出，润物无声。通过不间断地宣传教育，使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深入人心，进而去引领社会风尚。同时还建议重印已故国家主席李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供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学习。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提升与滑坡并存，前者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我们应该抱有信心。

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上世纪50、60、70年代，人们就业非常困难，除了当农民以外，几乎无可选择，“农转非”之难可想而知。那时农村知青回乡务农，叫回乡知青；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叫下乡知青，连城镇居民也喊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因为那时城镇就业渠道有限，粮食供应短缺，只能让大家到广阔天地农村去。但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动下先后有三支大军进入非公经济领域，一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二是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当老板办商店开公司，三是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下海经商。三支大军活跃在全国经济大潮之中，他们创造的产值，占到了全国总产值的三分之二左右，有的省占到80%以上，同时破解了就业难的困境。这种人口大流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他们由过去等着国家安置，靠吃供应粮过日子，而今不但自食其力，而且富了起来变成纳税人。在商海大潮的搏击中，人们的自主、自立、自强精神被激发，人的综合素质大大提升。道德方面，富而知礼，富而好义，修桥补路的多了，捐款助学的多了，扶贫济困的多了。即时在市场经济施行初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升，这些消极现象大大减少了。绝大多数的人，基本能做到遵守不损人、不坑人、不害人的道德底线。笔者在退休后，参加了贵州湘商联合会、贵州市湖南商会的一些活动。我被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的表现深深打动，我曾用过四个“可”字夸赞他们，称赞他们是“可亲可敬可歌可颂”的人。我还曾想省委宣传部领导建议，希望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关注和宣传。当社会上对道德滑坡现象感到忧虑和担心，甚至认为道德崩溃积重难返时，我不仅改变了自己原来对此信心不足的问题，而且对道德建设前景充满了信心。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存在问题还不少，人民某种担心可以理解。极少数害群之马贪污腐败，黑恶分子祸国殃民，更有极少人士，鲸吞国家财富，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外部势力的“买办”和“汉奸”。对此我们应该依靠党的坚强领导，用纪律加以约束，用法律去加以惩治。我们也看到国家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整治。对此，我们应该抱有信心。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富而知礼，富而好义。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整体道德素质处于上升趋势。主导方面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相当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在经济上稳增长的同时，大力促民生，促和谐，总结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规律和途径方法。以贵州为例，近些年来，贵州举全省之力，加上全国各方支持，大打脱贫攻坚战，同时加强“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成绩突出，全省面貌焕然一新，令周边省市区刮目相看。“美丽乡村”（社区）建设带来的新气象令人欢欣鼓舞。由农村到城市，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法制，德法并举，以法促德，正当其对，绝不可坐失良机。